“清化”法之立论依据

“清化”法之立论依据

袁师认为，根据地方区域特点和疾病谱特点，“湿、痰、气、血（瘀滞）”为临证常见病理产物，彼之不去，病焉有向愈之理？袁师常谓，“清化”之“清”，不是等同于我们认为的清热寒凉，“清”乃方法，清平、不乱之意，在临证则指轻清去实，务必和缓，力求平衡，不仅体现在临证用药的轻、清、效、廉，还要在饮食调养、养生方法中实践贯彻； “化”乃核心，是有目标和针对性的，意为性质或形态改变。

袁师以“清化”论治疾病，注重整体观，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宜，常谓，“生病起于过用”、“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。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“三因论”，认为在辨病求因时，三因学说可帮助我们至繁就简，易抓住疾病的本质。

“生病起于过用”，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：“故饮食饱甚，汗出于胃；惊而夺精，汗出于心；持重远行，汗出于肾；疾走恐惧，汗出于肝；摇体劳苦汗出于脾。故春秋冬夏，四时阴阳，生病起于过用，此为常也。”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，与外感六淫、内伤七情、饮食失节、起居失常、劳倦过度等因素密切相关，强调其关键实质在于“过用”。

“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，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：“风雨寒热，不得虚邪，不能独伤人。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，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，此必因虚邪之风，与其身形，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，两实相逢，众人肉坚。其中于虚邪也，因于天时，与其身形，参以虚实，大病乃成。”以临床最常见的风雨寒热侵袭人体为例，说明致病因素的存在加之人体正气的虚弱，是外邪得以入侵人体形成疾患的基本原因。四时气候的正常变化及人体正气的强盛，则是保持人体健康，防止外邪为病的条件。故《素问·评热病论》云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”从邪气之所以能侵袭人体，产生疾患的病理角度，反证正气虚弱，抗病力下降，乃病邪得以入侵人体的前提。

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“三因论”，陈氏认为，“医事之要，无出三因”，将复杂的疾病按病源分为外因六淫，即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；内因七情，即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；不内外因，则包括饮食饥饱、叫呼伤气及虎狼毒虫、金疮折、疰忤附着、畏压溺之类有悖常理的致病因素，实际上属于致病外因的范围。三因可以单独致病，也可相兼为病，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，还可产生瘀血、痰饮等新的致病因素。

《三因方》自序指出，“俗书无经，性理乖误”，“不削繁芜，罔知枢要”，因而削繁知要是其著述的目的。陈无择的三因论，是建立在“辨证求因”、“审因论治”的基础上的。通过临床症状、证候类型和病理机制而探知其发病原因，并以此作为论治的依据。

陈无择临证重视胃气，辨证施治。他领悟到胃气是人身的根本，“正正气，却邪气”是医疗第一要义。他汲取前辈的临床经验，在藿香正气散、不换金正气散的基础上增添药物，创制了“温胃消痰，进食下气”的“养胃汤”， 药由厚朴(姜制炒)、藿香(去梗)、半夏(汤洗7次)、茯苓各1两，人参、炙甘草、附子(泡去皮脐)、橘皮各3分、草果(去皮)、白术各半两组成。此方一出，即广泛流传，风行一时。陈无择创制施用养胃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环境条件，温州依山傍海，冬无严寒，夏少酷暑，四季湿润，属海洋性气候，湿之为患尤多，故不畏其燥而适于应用除湿理气的平胃散、正气散和养胃汤之类。

总之，“清化”法是袁师精研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脾胃论》、《温热论》等历代医家经典著作，临证多法叶天士及先师柳宝诒等温病大家之法，结合江阴地域地理、文化、饮食等特点，认为江阴地域患者多痰湿体质，或气血瘀滞，诸多疾病可辨证为痰湿证，或兼夹痰湿证，或兼夹气滞血瘀证。临床用药多护及脾胃，脾清则痰湿无居所；常以清化痰湿气血为主或辅佐以清化，使得痰湿去、气血和；用药轻灵醇和，不伤本虚之正气。“清化”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学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