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传小记
本人1949年农历三月(公历4月21日)出身于江苏江阴市现澄江镇花北村(原要塞镇花山村民二队李家村)汉族,中共党员,迄今从事中医医疗、教学、科研工作近50年,先后任江阴市中医院(现南京中医药大学江阴附属医院)一病区(内科)副主任、主任、业务副院长。现为江苏省名中医,主任中医师,教授。2015年10月入选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。
由于历史的因素,当年17岁的我即回乡务农,三年的繁重艰苦劳动,对我的人生是一次历炼,但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。1968年,随着农村合作医疗经验的全面推广,江阴首批部分乡镇“赤脚医生”的培训工作也开始了。作为当时的优秀知识青年,我被一致确定为村里的最佳人选,且从此走上了从医的生涯。
从1968—1973年,五年的“赤脚医生生涯”,进一步锤炼了我吃苦耐劳、为民服务的意识,我常年坚守诊室、坚持随叫随到、风雨无阻;还经常抽出时间下村巡迴,赢得了全村干群的交口称赞。业务上通过不断的看书学习、长期的医疗实践、使自己在农村常见病,多发病的诊疗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,成为当时“赤脚医生”的优秀代表,享誉一方的乡村医生。
更为可喜的是,当时镇卫生院为加强村办合作医疗的力量、特地抽出部分“验队医生”下乡蹲点,来到我村医务室的是当时较有名望的老中医薛铭章先生。他师从云亭夏子谦(江阴晚清名医)、夏则师从邓养初、而邓又师从清末名医柳宝诒。其所谓名师出高徒,薛老先生中医功底扎实,擅长肝胆脾胃治证、妇科亦很精通。长期相处,耳濡目染,使自己对中医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且在他的指导下面阅读了一些中医书籍《内经辑要》等。经常采集应用当地的一些中草药,以致能学着开一点简单的中方。
1973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期。这一年,因“文革”而停办了八年的大学恢复招生了,这是“文革”中的首次,所以强调要有一定的实践经验,且经严格的审核和文化考试。我当时作为又红又专的典型、经层层选拔、且最终顺利通过文化考试录取。来到了江苏中医的最高学府,我梦寐以求的南京中医学院(当时与南医合并、称作江苏新医学院)。
从1973—1977年近四年的大学生涯中,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,同学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,课余饭后都不时地拿出自编的小本本来背方剂、背药物……。除了系统学习中西医基础理论、经典及临床,我们还多次走出校门、深入基层、勤临证、多实践,不断提高了辨证论治的基本功。强化了对中医理论的认识。在校四年间,由于自己已有近五年的“赤脚”医生经历和实践经验,再经学习后在理论和认识上的升华,所以在同学中一直扮演着“业余老师”的角色,许多同学有不理解获没听懂的地方,不管中西医基础或临床课程,都来问我。而我也在不断重复地讲解中得到强化和提高,久而不忘,迄今受益。
1977年大学毕业后,又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华士中心医院。当时该院处于江阴和张家港市的中间,当时由于交通不便,所以许多急危重病人都只能就地进行抢救和治疗。这又给了我展示自己的舞台。我运用大学所学的知识,中西并用,抢救了一个又一个危重病人,诸如病毒性脑炎、流脑、中毒性菌痢、有机磷农药中毒、急慢性呼衰、心衰、大出血等等。使自己一下子就“红”了起来,成了当时医院的“大名人”。也使毕业工作才第二年的我即被任命为内科的负责人、门诊部负责人等,管理起了医院的半壁江山。现在回忆起来,在华士医院工作的四年中,我强化了西医方面的知识,但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医。我除了担任对赤脚医生的中医培训,平时也尽可能多地应用一些中医中药,当时在每个乡镇卫生院都配备中药房的,唯独我们江阴,所以“中医之乡”的称谓,自古来就不是空穴来风。在华士镇工作这几年中唯一的遗憾是:当地一些知名的老中医如郭基范、叶秉仁等或是作古、或是调离,是我失去了向他们学习的机会,所以迄今使“龙砂学派”还总是缺乏底气。
1981年春,因工作需要,我与其它单位的几位中医同事一起被抽调至江阴市中医院工作,也算是“物归原主”了。
当时的中医院,与澄江镇卫生院二块牌子仅设中医、西医、痔科、妇产科四个病区,我先在中医病区(曾担任负责人)、后又在门诊工作了一段时间,期间参与了对本院老中医经验的继承总结。
1985年8月,参加现国医大师周仲瑛主办的“中医急诊学习班”历时35天。近年来为他总结的“瘀热”论学术思想,我记得当时就已提出了。此外朱良春等老先生都前来授课,讲述他们用中医方法治疗急诊的经验。
1986年5月—1987年5月,我又在上海中医学大学曙光医院进修学习一年,得以有比较充分的时间向上海的一些中医老前辈学习,他们都各有专长,许多临证经验及学术思想令我迄今受益。同时也使我扩大了眼界,拓宽了思路。当年9月,我晋升为主治中医师,比其他同学早了一步。
1988年,我被抽调至院部医务科,分管中医方面的工作,但离开临床就像鱼儿离开了水,我再次回到了临床,但这一次回临床可就不同寻常了。
经过10多年的临床磨炼、数次的学习、进修,已使自己在业务等各方面都有了较大的长进,也算是一名“称职合格”的中医师了。
1989年,我被任命为当时医院最强的科室——内科一病区副主任。该科从主任到医务人员都是西医,由于对中医缺少了解,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偏见。我则要用自身的努力和实际效果来逐步纠正他们的认识,使他们产生对中医包括对我的认可。一切都似乎是成功的。
1992年,当时的科主任叶藻调到院部任副院长,我则接任他为主任,但掌管的是一批西医人员,而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。1992年底,也就是在我接任科主任不久,全国首批“示范中医医院”创建工作开始了,我们江阴被列为创建单位,按当时医院的实际状况,如不把一批西医病区(包括外科、妇产科、骨伤科等)改变为中医病区(从病历到中医药参与率、治疗率等),那么创建就是一句空话。从上到下的压力巨大,层层的责任状签订遇到阻力了,全院的目光也自然瞄向了我科。最后由我们勇挑重担,其他西医病区是要求30%—40%的住院病人采用中医病历格式,同时保证中医药的参与,而我们病区则需达到20%,中医药治疗率、参与率跟中医病区一样考核。真是感谢我科的那帮兄弟姐妹们,全科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,团结一致、着眼大局、中医病历书写、中医要参与、纯中药治疗,所有的都从头学起,一丝不苟、从严要求。每月的考核各项指标在全院都名列全茅,超过了当时的中医病区二病区,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所有的西医人员都书写中医病历。二病区中,西医人员密切配合、互相帮助、使中医病史书写率达到了100%,为全院的创建及随之而来的验收、考评作出了重要贡献。1994年,我院成为全国首批示范中医医院,可以不谦虚地说,没有一病区的努力和奉献,中医院的创建就很难成功,首批更是无从谈起。
由于病区调整,后一病区更名为三病区,该病区年年先进,各项指标在全院遥遥领先,从此成为中医院的一面旗帜,江阴卫生系统的一面红旗。
付出终有回报,我辛勤的努力、默默地奉献,除了院局每年的先进或嘉奖,领导、群众、包括我们服务的广大病员,也给了我许多的荣誉,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向我表示感谢:
1995年1月,我被评为江阴市首届名中医
同年被评为无锡市振兴中医杏林奖先进个人
所在科室三病区为无锡市振兴中医杏林奖先进集体
1999年3月,被评为无锡市第二届名中医
同年被评为江阴市首批“白求恩式好医生”
2003年5月,被评为江苏省名中医
1998年8月,经卫生局任命我走上院领导岗位、担任业务副院长直至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