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如玉“柳”澄江绿，“诒”心传承暨阳风

柳宝诒(1842—1901)字谷孙，号冠群，又号惜余主人。江苏江阴周庄人，为晚清著名医家、杰出的温病学家、伏温学说的集大成者。

柳氏幼年习儒，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考中第一名秀才。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以优贡入京，任正红旗官学教习，兼行医于京。士大夫以病求治，辄着手成春，声名渐显。后弃官归里，精研医道，数年间名声大振，著书授徒，名振江浙。柳宝诒奉行古人三余读书之说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王肃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略》：“冬者岁之余，夜者日之余，阴雨者时之余。”劝勉学者利用“三余”之时刻苦勤学），珍惜每一寸光阴，白天为人诊病，晚上研读医书，并把书室题名为“惜 余小舍”，以鞭策、勉励自己。柳氏医德高尚，对患者，无论贫富贵贱，一视同仁。他诊病从不开价，只在医馆门口放置一小木桶，病人随意将诊金投入木桶即可，柳氏也从不过问，一心专注于为人诊病。如有病人因故无法亲来看病，可通过书信详述病情，柳宝诒根据病情认真研究后，再拟定处方回函。

柳氏勤求古训，善于总结前人经验，学术上多能独抒己见，极少人云亦云。选辑评点名家医案，扬长避短，卓有新意。其为人和厚，医德高尚，学养宏富，医术超卓，诊务繁忙，开设药店，严控质量。珍惜余阴，著书立说。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，且多创见。勤于临床和著述总结，自成流派。

一、独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

柳氏毕生致力于伏气发温的研究，柳氏对于伏温发病机理和辨证，探微索隐，剖析详明；在治疗中，果断地运用扶正托补之法，特别是从益肾着手，首创助阴托邪法，激发人体正气以抗邪。“仲景既立助阳托邪之法，以治伤寒；从对面推想，岂不可助阴托邪之法，以治温病乎？”见解独特，超越前人窠臼，在中医发展史中有其地位，为清末光绪年间杰出的温病学家、伏温学说创始人。伏气温病是指感受外邪后，蕴伏于里，或因平素内热，复为新邪诱发的温病。大多初起即以里热为主，与通常的温病初起有表证者相异，与逆传心包者亦不同。 柳氏的研究揭示了某些特殊温病病型的发病规律和治疗经验， 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涵。柳氏治疗伏气温病有如下特点：（1）认为“伤寒伤人之阳，温病烁人之阴，而其正虚邪袭则一也。”故认为伏气温病虽传变路径不一，仍可循六经论治。（2）首创助阴托邪法治疗温病阴虚邪恋者。（3）指出“昏沉”一症在温病中非大实即大虚。 纯属实热者往往每得大解而即觉清醒，非纯虚者可比。

柳宝诒医术高超，光绪（1875～1908）中期，江苏学政龙湛霖母病，请柳诊视。城乡相距18公里，连发快马催促。他从使者口中得知并非重症，未曾即去，政误以为他身价隆重，不轻外出，竟出动船只30余艘，以资护行。当时倾动乡里，观者如堵。常熟翁同禾母病，曾派专人到周庄延请柳氏诊治。翁母病愈后，特亲笔书写对联一副相赠；另书二幅，分赠随诊门徒。长江水师提督衙门某将军（姓名无从查考），经柳宝贻治愈疾病后，特赠“妙手回春”匾额一方，以示谢忱。柳氏系统提出了伏气温病的发病观、病理观、辨证法和治疗法，以泄熱透邪、养阴补托为两大法。临证不囿于一家之说，而将诸家之论融会贯通，独树一帜，形成温热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,另辟新境,体现了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。

二、重视辨证施治

柳宝诒为人治病，重在辨证施治。他认为首要在于诊断正确，对症下药，选药要精，制药要严，才能提高疗效。为此，于清·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，在周庄镇东街开设“柳致和堂”药店，亲自监制，务必精益求精。柳宝诒因恐乡间药物不备 或炮制草率，不仅要求店员、药工严格按照中药炮制法规制药，还常亲自监制，并将各种方药的修制、配合、治病之理一一详释，汇编成《柳致和堂丸散膏丹释义》，供顾客按类查检，随证购用。此书由晚清文学家俞樾题签，以木刻版印行。柳氏提出许多创新性的炮制方法，使药物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，改变药性、药用以提高疗效。他的医学思想对整个清末民初的中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柳在亲撰《致和堂跋》中云:“万物所藉以生养者，太和元气也天时人事，或失其和则病矣。医药者将以调和其不和者，俾得致其和也。导其和唯药之功，违其和即药之过。然则选药之精，制药之宜，所以呈致和之功能者，将于是乎在，而谓可鲁莽从事哉？“故店号取名致和”。清·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在江阴城中大街（今市政府对面）开设柳致和堂分店，由其亲家翁章嘉云主持其事，营业颇盛。柳致和堂炮制的茄皮酒、玫瑰酒于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银奖。

三、晚年潜心著书

柳宝诒原为儒家，能文善诗，长于书法，字体挺拔秀美，又擅长书法，行书草书，苍劲挺拔。行书学文徵明、董其昌；草书与当时书法家苏嘏（亦纯）齐名。开出的医方，虽寸笺片纸，常为书法爱好者珍藏。柳宝诒晚年，集中精力于著作，总结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所得，成书多种。如《惜余小舍医学丛书》计12种，刊刻印行，现存者有:《温热逢源》、《柳宝诒医案》及《柳选四家医案》（四家者即:长洲尤在径所著《静香楼医案》常熟曹仁伯所著《继志堂医案》无锡王旭高所著《环溪草堂医案》胥江张仲华所著《爱庐医案》）另有抄本《临证治验案》《惜余医案》《仁术志》等有不明的有《评选环溪草堂医案》、《素问说意》、《惜余医话》等，均为抄本。而《温热逢源》之姐妹作《疟疾逢源》之手稿，抗战时，失于战乱。此外还著有《梓贤医案》《清芬医案》和《鸿雪医案》等，历经变乱均已散失。1965年由上海张耀卿据《临证治验录》、《惜余医话》、《仁术志》3个抄本整理成《柳宝诒医案》，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。2005年、2018年，在江阴举办了柳宝诒学术研讨，就柳宝诒的学术思想，用药特点，百年老药店致和堂文化等进行了研讨；其学术思想是近现代温病学说发展主流的体现。

国医大师夏桂成对其赞誉：“柳先生不仅名重故里，对温病亦颇有研究和创新，提出了‘少阴伏温’学说，我们认为这一学说，是继叶天士‘营卫气血’，薛生白的温热说，吴鞠通的上、中、下三焦及王孟英的温热杂病学说之后的又一创举，是又一位温病大家。......已作为名家医案，流芳于世，给人以启迪”。柳氏自幼博览群书，文化功底深厚，温病学中叶（桂）、吴（瑭）学说大行，医咸宗之，唯柳氏别具识见，独树一帜，见解深刻。

桃李满天下，声誉耀九州

邓养初

邓养初一名养秋，字孟高，（生卒年月不详），世居江阴县占文桥（现沙洲县南沙乡），秉承其父子英先生家学，后复得名师柳宝诒、章竹虚二位先生的熏陶，柳宝诒嫡传大弟子。所学中医之业更厚醇，以擅治伤寒、温病著誉，声名远播澄锡常诸邑。当时求治者众多，门庭若市。邓养初先生论病处方，思路深细，药不虚设，写病案时，词藻华丽，谓一时高手。著有《临证心悟录》、《邓氏医案》等。邓氏深研《柳选四家医案》，学问渊博，经验宏深，识见高超，其《增评柳选四家医案》之眉批堪与柳案。。邓养初先生论治，用相对论谈医理，示人以读书当举一反三，至今日仍有指导意义。

邓养初先生毕生好学，诊病之余，深研《柳选四家医案》，心有所得则作眉批，南京中医学院许履和先生谓：“邓氏学问渊博，经验宏深，其眉批匠心独运，识见高超，堪与柳按媲美。”（见《增评柳选四家医案》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）实为允当之评价。

先生弟子有夏子谦、任丹廷，黄载熙等，子达儒继其业。现存有《邓氏医案》两卷。

王克仁

王克仁，云亭松桥人，是柳宝诒的“关山门”弟子。相传王投师柳宝诒门下时，柳当面考问王克仁的文学素养和书法的功底，觉得王学中医还不合格。柳认为学中医必须具备较深的古文基础，方能读医家经典《内经素》及《灵枢经》，否则对医学著作难以消化吸收，所以提议王回家再读三年书。王克仁虽有偏强品性，但还是遵从师命攻读了三年，然后再投柳氏门下为“关山门”弟子。王在柳宝诒严格指导下，终于深得柳氏精髓，学成回家悬壶开业，赢得病家赞许，誉为“王一帖”。

金兰升

金兰升（1865～1938）字清桂，号石如，晚号冬青老人，今妙桥乡金村人。柳宝诒嫡传弟子。系诗书旧族。他聪颖豪爽，能诗文，擅工书法、金石，尤擅绘事。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（1896～1900年），受业于江阴周庄内科名医柳宝诒（冠群）先生门下，学成后始业于金村镇。

一、继承柳氏，屡起沉疴

金兰升初习举子业，其才不为八股时文所囿，诗文有奇气，风流自赏，与邑中黄谦斋、季今啬、徐印士、王少仑等十三人为莫逆交，有十三浪子之称。年二十三，以“医可活人”，欲投江阴柳宝诒之门，柳以年老辞。某日侍柳于江阴城外茶肆，金投诗一首置案头。诗曰：“郭外闲游眺，春风乐送迎。得时花作态。在野草无名。旧事空惆怅，新诗写性情。欲消尘俗虑，柳下独听莺。”柳阅诗击桌曰:“奇才也”，乃列门下。经刻苦钻研，上窥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》、《金匮》医典精要，下究历代医家学说，声名籍甚，卓然成家。擅长伤寒、温病、内科杂病等。且胆识过人，认为“温病下不厌早”，每用“承气汤”攻邪，治愈很多危重病人。当时常熟南乡，病多臌胀，北乡病多黄疸。金兰升经悉心研究，创制多种丸散，治钩虫、贫血为“铁霜丸”，治臌胀为“运脾丸”，治黄疸为“参珠犀珀散”，治胃病有“如意丸”等等，均著疗效。后迁常熟城内中巷行医，与名医王宗锡、章成器齐名，人称“三鼎甲”。

二、重医德，豪侠尚义

金兰升秉性豪爽而任侠，贫病不受酬报，南乡北乡，病家尤众。南乡卑湿之区;病多臌胀，而北乡农村，以黄病为多，皆悉心研究其原因，处方往往佐以丸药，极有成效，求诊者恒满载而去，其贫苦者，则非但免去诊金，且助其药资，病家无不感激，数十年如一日。先生宅心仁慈，惜贫悯苦。数十年行医惜贫悯苦，遇穷苦病者送诊给药；遇远来求医者，则留饭，给盘缠。邻近农家邀请，常徒步以往，晚年一次外出行医，突然昏倒路旁，醒来继续前往，旁人劝他休息，他说：“无妨，病者在，不可使其久待”。

金兰升曾为两朝帝师翁同和、国民党将军张治忠治病。金氏自师从柳宝治后，常随师至因支持新政被贬回乡的常熟翁同相国处诊病。翁见其修养及文才出众，甚为器重《翁文恭公日记》中曾预言金氏日后必有声名。金氏满师后，翁相邀其定期至翁府保衣堂设诊，为翁府亲族治病诊脉。未几，金氏便婉言辞谢，原因是乡间众多病员常因此向隅，于心不安。于是翁府设诊遂停。金兰升也常到常熟行医，多次留住在城中翁氏旧居，留宿、同饭，翁同和有时与金兰升长谈到深夜，甚至有“金医久不来，意甚默默”的思念境地。翁同和早年就打量过金村，他写下诗“马队文人集，中行旧德多。客寻朱扈渡，我敬老乌窠。占毕家家墨，机丝处处梭。侧闻苦早潦，生计近如何”。在诗的旁注中，翁同和提到，“余束发，就知老乌窠里金家村”，与金兰升之交，使翁氏对金村有更深情感，在金村题写多首诗。可见翁同和与金兰升、金村关系非同寻常。为便利平民百姓配药疗疾，金氏特在自己药铺配制丸散青丹，对地方性疾及慢性常见多发病，诸如黄疸、胀、肝胃气痛等症，常于汤方中配用丸散，以增疗效其丸散青丹，组方严谨，炮制合度。

三、诗文有奇气，风流自赏

黄谦斋《追题十三浪子图》诗有“此老乌窠桂兰丛，刀圭起废关格通”之句，盖纪实也。先生诗文之外，书法诚悬，兼及篆隶，刻印以秦汉为宗，尤擅绘事山水、花鸟、走兽、人物，无不隽妙。五十岁后建旧草堂，曾自作一漆画猎犬，置之楼梯之侧，登其楼皆愕然，又手塑金村总管庙总管神象，亦绝妙，人皆叹服。相传光绪二十六年五月，翁同和首次从常熟乘航船（约一天时间），来到金村。翁同和与金兰升等文人墨客、品茗、饮酒、吟咏，感情日深，翁同和赠送金兰升红木匾额“妙手回春”，挂在书房“补缺山房”，后来金村失火，此匾化为灰烬，金兰升也以所刻铜印赠翁氏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，翁同和赠金兰升小画册，光绪二十八，写扇面诗送金兰升。

四、著书立说，一脉相承

先生著有《历代名医录》一卷、《补缺山房医案》数十卷、《石龛医学丛俎》二卷、《金氏丸散验方》、续柳冠群《惜余医案》若干卷等。惜多散失，遗世不多。不可使久待”左右颇为感动，其忘我精神，实足以范后学。在旧社会中，确不可多得也。其及门弟子有孙敬思、张云迢、王寿人、蒋志伊、陈嘉栋等，皆为一方名医。

薛文元

薛文元（1867-1937），名蕃，江阴璜瑭镇人，师从邓养初。医名重于上海，是上海市国医公会和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的发起创办人之—，沪埠名医丁甘仁、夏应堂等，无不以兄礼尊之。1931 年冬，上海中国医学院创办未久，濒临倒闭，薛文元受上海国医公会委派出任院长，挽狂澜于既倒，励精图治，使中国医学院出现空前的安定和兴旺，办学规模和社会地位、师资力量等都超过当时国内其它中医学校，因而被誉为“国医最高学府”。

1936年9月薛文元辞职后，郭柏良也是江阴籍名医， 时任副院长的郭柏良继任院长至1940年1月。郭柏良曾长期担任薛文元的副手，受薛文元影响颇深。在薛文元、郭柏良任院长期间，中国医学院培养的学生成为著名医家的有朱良春、 颜德馨、梁乃津、何志雄、陆芷青、董漱六、江育仁、程士德、蔡小荪、谷振声、庞泮池等。

夏子谦

夏子谦（1877—1947），为晚清秀才，世居江阴县云亭镇南街。年少时聪明好学，起初学习四书五经，经常到附近的定山顶峰庵中面壁读书，希望能取得功名。先生在考得秀才后，更是刻苦学习，夜读不辍，但是山风峭厉，时间长了，肺腑受伤，一遇到风寒就会诱发哮喘。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腐败末落，先生也无意仕途，因此由儒转医，拜名医占文桥邓养初先生习医。

夏子谦精通文学医学，在地方享有盛名，生平致力于《伤寒》《金匮》的探索，而对《温病条辨》的钻研更有心得。1926年，年届50岁的他，在江阴城内三元坊悬壶济世。当时留有一副八字胡，戴了一顶西医帽，神态奕奕，既是学究，又是老中医，造诣很深，用药法宗李东垣，药用偏重辛凉，习惯用馆阁体正楷书写方案。每年夏季，城乡各地举办义务施诊，先生每次受聘都会按期应诊。临诊时，深思明辨，仔细周详，看病不分贫富贵贱，一视同仁，每天都要看几十号病人，不管多累，均能聚精会神，一丝不苟，看不出丝毫疲倦的样子。他曾担任江阴县中医协会理事，与马泽人、蒋镜寰先生等共同管理中医学会的日常事务。至1937年，日寇侵华，战火波及江阴。为避免日寇滋扰，他迁回云亭老家继续开业行医。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，民生凋敝，生活穷苦，霍乱流行，他抢救病人于水深火热之中，用清凉排毒、调治肠胃的药物配伍施治，救活了不少病人，慕名前来者均得到了救治，由此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和医界的赞誉。

夏子谦一生授徒众多，有章巨膺、曹永康、焦少鸿、柳一新、柳汉民、夏敏求、程晋璞、杨士贤、王观泉、周学庠、沈永才、薛铭章、张本仁、徐济成、卞颂禧、夏纲等。他的儿子夏羲伍也跟随他学医，后来师从苏州妇科名中医王慎轩专攻妇科，并在家乡、无锡、上海等地悬壶开业。先生认为“熟读王叔和，不如临证多”，其悉心教学，传授心得经验，让学生抄方临证，做到读方与临证两不误，这种教学方法，在那时是比较进步的。除了学识，先生的民族气节也是值得学习的。当时百姓进城，要向城门口日寇行鞠躬礼，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人莫大的耻辱，因此定下“出诊不进城”的规矩。8年中间，夏子谦出诊只到南外、东外。城内的病人虽然出的诊金比乡下高，但从没应诊进城。身居乱世，不为利诱，而以民族气节为重，真可谓一代楷模。夏子谦晚年擅长调治内伤杂病，以用瓜蒌薤白汤展化胸阳等方尤其在行，以利升降开阖，对痰阻气郁诸症均能应手取效。夏子谦曾经用乌梅丸合芍药甘草汤柔肝缓急，以治霍乱转筋，可谓师古而能化。纵观夏子谦先生的从医一生，处方平正稳妥，极为谨慎。现存有《实验临证医案》两卷，乃其门人整理编次。

夏子谦自第23世也就是夏子谦的祖父耿工从医开始，后来家族中从医的人相当多，如夏子谦的堂兄弟夏维祺、夏维源，另外他的儿子夏羲伍、侄子夏奕钧、夏渭英、夏奕开、夏奕逵等后人亦从医济世。至今，总计业医者有40余人了，真可谓名医辈出，誉满澄江。

陈嘉栋

陈嘉栋（1911－1987），江苏省名中医，江苏省中医学会理事，江阴市红十字长泾中心卫生院副主任中医师，师从金兰升。

一、师出名门

陈嘉栋出生在杨舍的一个商人家庭，家境较为富裕。他从小聪慧，考入梁丰中学读书。刚读完初一，其祖父就决定让他休学，认为“科举已废，读书已无出路，还不如学门手艺吧。”辍学以后，先请了一位秀才先生敖授古文，因为中医要有较好的国文基础。课本以《古文观止》为主，为期一年。陈嘉栋的第一位老师是北漍刘墅头的张宿辉。他是长泾的名医包昭世的关门徒弟，主治外科，声名远播，常熟有许多官宦人家，如有人家罹患疮疖，每远道延请，但仅学了一年多，张老先生就得病仙逝了。

第二位老师是常熟名医金兰升，在常熟学医期间，陈嘉栋的学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受环境的影响，不幸染上了毒瘾，吸毒使他的青年时代沉沦和痛苦，曾因强制戒烟，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拘捕，入狱半年。出狱以后，妻离家破，只身流落到苏市桥。在苏市桥，他的医术逐渐被乡民认可，在那里定居开业，收徒授业，医名日盛。1945年戒除毒瘾，娶亲成家。1949年全国解放，陈嘉栋获得了新生。他对党拥护爱戴，1954年，带头组织苏市乡联合诊舍，并任主任。1956年接受国家调遣，进入全民医疗机构——长泾红十字会医院，一直工作至暮年。陈嘉栋能文能医，对文史哲医均有涉猎，文才秀气如其人，琴棋书画无所不能，谌称医界奇人。先生为医别树一帜，医德高尚，心胸坦荡，晚年自号陈“艾”，并谦称斗室称为“艾芦”。真是其毕生的写照。

二、医名鼎盛

陈嘉栋学术风格的形成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。

从开业到苏市桥行医期间。此时是学识的积累、成长期。当时，西医知识大量传入我国，医学科技日新月异，中医界也出现了汇通派。他一面行医，一面努力学习中西医知识，有时一边出诊，一边看书，在乡里传为美谈。他是较早学习西医知识的中医之一。为适应农村需要，他内外兼治，中医并用。解放前，在霍乱流行期间，为重症病人输液抢救，挽救了许多生命。由于疗效显著，很快在当地树立了威信。

附40年代初病案一则以证，由其学生张志龙抄录：朱某：风热夹痰上壅少阳、阳明，喉关红肿，下颌结核，亟为疏散。制天虫、大力子、荆防风、薄荷、银花、桔梗、连翘、天花粉、象贝、玄参、淡子芩、杏仁、马勃、生草、芦根。痊愈。

调任长泾红十字会医院后，重点发展内科，对农村常见病、多发病的中医治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他与西医合作，开展了以中药为主。治疗急腹症：如急性阑尾炎，胆道蛔虫，胆囊炎的研究；1966年乙脑流行，以银翘青板汤为主，治愈了一百多例患儿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；用土楝子治疗胆囊炎、胆结石；用“肝脾灵”治疗早期肝硬化、脾机能亢进；用黄芪建中汤治疗胃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；用“天牙合剂”终止早期妊娠等。以上的研究工作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。

陈嘉栋不但勤于学习，还善于取其精华，为我所用。如《续名医类案》中的“六神汤”，王洪旭《外科证治全生集》中的“黄疸立效方”，《衷中参西录》中的“升陷汤”，黄佰雄《医醇剩义》中的“豢龙汤”，国医大师朱良春所授的“蠲痹通络汤”，都是他临床中信手拈来、克病制胜的常用方。

三、治学严谨

陈嘉栋具有过硬的文学基础和学习能力，十分注重医学交流，跟上时代。学融中西每多巧思，临床擅长内、妇科杂病，单方、验方甚多。通过同中求异, 异中求同等寻找与具体方药的对应关系。并尊尚医德和心理治疗，推崇《金匮要略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柳选四家医案》和张锡纯先生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等等。撰有《眩晕十则》、《脾脏初探》、《我们对三焦的初步认识》（合作）、《胃下垂的辨证施治》、《读＜金匮·妇人产后病脉证治＞的体会》、《略论柳宝诒伏气温病的学术思想》等论文10余篇；医话医案数十篇。其中《眩晕十则》被日本神户中医研究会主编的《中医临床研究》杂志所刊载。曾参加江阴普及中医教材《中医学简编》和《老中医医案选编》的编写工作。临床谴方用药的个性特证鲜明，诊治经验丰富，疗效卓著。临证用方，胆大心细，常发前人之未发，补古人之未逮，致力于医学济世活人。如对《金匮要略》“心下坚，大如盘，边如旋杯”、“痞证”、“桂枝加桂汤”等的解读，独辟泾溪。

重视民间单方验方。他坚信理论源于实践，喜爱单方与民间方，平时收集的各种单方验方很多，喜欢用其中的配方，思路很活，用药十分灵巧，以“知常达变” 、“举一反三”、“触类旁通”形容一点也不过分。如“天花粉流产术”（获江苏省科技成果奖），“雪羹汤”治高血压高脂血症，“杜衡”治疗肾炎水肿等。指出了不少民间方目前已经获得科学实验支持，有其历史地位，许多民间的成熟经验自有其理，经过锤炼有其诸多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，不能轻言放弃。另一方面，对医话医案有分析同样入木三分，令人括目。

四、与时俱进

学风朴实无华、实事求是。他强调中医治病的优势和特色是中医诊断客观化的基础和前提，以实践来进行检验，用事实说话。主张中医应抛弃门户之见，力求与时代相适应。探索衷中参西，指出必须要找结合点，就是不能回避现实。重视借鉴现代科学技术的学习和运用。世界需要传统医学，自然药物在临床的作用和价值应当得到充分的支持和扩展。中医学现代化更需要严谨的态度和方法，运用科学的手段、引进现代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，多视角地立体思维，使中医事业获得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。如对“三焦”、“ 三焦”辨证”的认识问题。

注重医患沟通。医者意也，乃是既往。他十分重视与社会各界、医务人员、以及病人的交流，使诊治过程势如进行，无所障碍。这与当代“良好的诊疗必须在良好的配合下才会有效”的理念完全吻合。他倡导的需要学习和融入科学精神的医患交流，不是故弄玄虚。

教书育人，医文并举，诲人不倦，先后培养了数十名中医栋梁。他生前身先垂范，留下遗愿，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用于医学研究，充分表现了其作为一个名医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。最终，其遗体根据其生前遗愿被捐献给无锡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，其胸怀的坦荡和博大，难能可贵，令人肃然起敬，其为医之精神可见一斑。

“清化”立论创新篇，谱新章

薛铭章

薛铭章（1924-1997），江阴要塞名中医。出生于民国时期，年少时聪颖好学，父亲为当地私塾教师，受父亲影响，自幼饱读诗书，积累了深厚的文学素养。17岁时，薛铭章师从江阴云亭名医夏子谦先生，发奋学医，勤读医药经典，医学功力日进，打下了扎实的中医功底，后一路从联合诊所到乡镇卫生院，悬壶济世，医德淳厚，享誉一方。

薛铭章虽然出生于小康之家，从小生活优渥，但生活却相当节俭，吃饭、穿衣简单朴素，每日小饮几口酒也仅是几粒花生、几块豆干佐酒。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，长期受文学和医学的熏陶，谈吐优雅，穿衣朴素却不失整洁：每日洗头，梳一个整齐的大背头，皮鞋擦得锃亮，再加上先生常年坚持4、5点起来晨跑，身材相当壮实，所以先生每每出现在患者面前总是一副精神奕奕的样子。

薛铭章擅长肝胆脾胃诸证，妇科疾病亦很精通，尤其在治疗肝病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先生认为在鼓胀的病变过程中，气滞、血瘀、水湿常相互影响，气滞则血瘀，血不利而为水，水阻则气滞，气血水结于腹中，水湿不化，郁久化热，而成湿热瘀毒之邪，日久则发为癥积，而成鼓胀。治疗上分三期进行治疗：早期治以清除蕴毒，清化湿热，理气疏瘀；中期着重化瘀和络；后期在清热解毒、柔肝健脾基础上加养阴利尿之品。先生在江阴乃至周边一带享有盛名，每日门诊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，但先生对待病人总是耐心细致，看病时对于服药的时间、方法，饮食忌宜总是交待详尽。

1968年至1973年期间，袁士良主任作为江阴首批乡村医生被安排在澄江镇花北村村卫生室，薛铭章老先生作为镇卫生院的“驻队医生”也被安排在此，袁士良主任有幸跟随老先生学习。在薛老先生的指导下袁士良主任苦读中医书籍，学着采集并应用当地的中草药，逐渐学会了先生的一些辩证思路及用药经验。在以后的学习及工作中，他效法薛铭章老先生健脾柔肝、除湿解毒、活络理气、养阴利尿等法，结合自己多年的临证经验，在治疗肝病方面，提出“清化”立论的学术思想。

袁士良

袁士良主任中医师，是全国首批基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，江苏省名中医，致力于基层中医药50余载，早年受江阴本地名中医薛铭章先生指导，薛铭章擅长肝病和杂病诊治，师从民国时期的夏子谦，夏子谦受教于清末民国早年的名医邓养初，邓先生为晚清柳宝诒高徒，尤其受其柳宝诒先生“伏气温病”学说影响，根据地方区域特点和疾病谱特点，其导致“脾胃内伤、百病由生”， 使得痰湿内生、气滞血瘀，“湿、痰、气、血（瘀滞）”即成为临证常见病理产物，而其又成为新的病理因素，使得疾病缠绵难愈，故袁士良主任常以“清化立论”实践于临床，临床治疗慢性肝炎、肝硬化、慢性胃炎、慢性肠炎、口腔溃疡、失眠、盗汗、代谢综合征等常见病及疑难杂症。创立“袁氏Ⅰ号方”、降脂合剂，活用温胆汤、三仁汤、香砂六君汤、资生汤、泻黄散等名方加减，取得较好临床疗效，故“清化”法的学术渊源与源流值得深入探讨。“清化论”是在以柳宝诒等先贤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创新提出，并仍将不断加以完善。下面我们从“清化”的释义、渊源、立项依据了解其学术思想与传承。

一、勤求古训-“清化”之释义

“清化”是由“清”与“化”两部分相结合而成，二者含义不尽相同，合二为一乃成“清化”。 “清化”之“清”，《说文解字》“清， 朖也。微水之貌。从水青馨”是关于“清”最早的解释。清代段玉裁注：“朖者，明也。澄而后明，故云澄水之貌。引申之凡洁曰清；凡人洁之亦曰清。”“清”之本义与水相关，即为水澄澈，着眼的是主体人对水的透明度、纯净度的理解。“水之性，不杂则清，莫动则平”(《庄子·刻意》)。

故“清”是一种状态，没有杂物，与“浊”相对，清平、不乱之意，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：“以待天下之清也”。也可引申为身体的状态，即“纯净、清肃”之意，是人体本原的、无病的、最佳的状态，故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：“苍天之气，清净则志意治，顺之则阳气固”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：“天气，清净光明者也，藏德不止，故不下也”；“秋三月，此谓容平，……，使肺气清，此秋气之应，养收之道也”。《灵枢·五色》：“明堂润泽以清”。

“清”也可以引申为人的精神状态，道家之始为“清”， “清”的源起与“道”“气”相关，“道”“气”是贯注于内在生命的， “清”的生命状态是纯粹素朴的，“抱其太清之本”（刘安《淮南子·精神训》），得“太清”之本，复归“清”“静”之本性，则无论外界如何变幻，心能持定，无有损伤。 “道人当自重精神，清静为本”（《老子·想尔注》）。“道气归根，愈当清净”，只有“入清静，合自然， 可久也”，“不合清静，不可久也”。

“清”又是一种方法，治法。清解透泄热邪，即清法。《灵枢·经筋》：“伤于热则纵挺不收，治在行水清阴气”；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：“治温以清” ；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：“厥阴之胜，治以甘清”；《素问·风论》：“疠者，有荣气热耐，其气不清，故使鼻柱坏而色败，皮肤疡溃。”

“清化”之“化”， 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“化，教行也。” 《说文段注》 （浙江古籍 1999） 解释为“匕，变也。凡变匕当作匕。教化当作化。今变匕字尽作化。化行而匕废矣”。 “化”在现代汉语中多作词的后缀字，表示转变为某种性质或状态。《荀子·正名》曰：“状态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”。 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乐者，天地之和也，……和，故百物皆化。”郑玄注：“化，犹生也。”因此，“化”是一种向新的状态改变。

故“化”乃核心，是有目标和针对性的，意为性质或形态改变，“清化”一词组合即可代表向“清”的状态改变之意。“化”也代表人体本身的自然的自我康复的功能。 《素问·五常攻大论》：“歧伯曰：昭乎哉，圣人之问也！化不可代，时不可违。”所谓“化”，王冰、张介宾均认为指“造化”，即自然界创造、化育万物的机制，又称为生化、气化，在这里具体是指人体生命活动的自然规律。故“清化”一词亦可以说是结合人体与天地自然的状态，“因时”、“因地”、“因人”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，要善于“因势利导”， 祛除体内“湿、痰、气、瘀”等病邪，使疾病早日趋于康复。

二、探源溯流-“清化”之渊源

“清化”法多用于“痰、湿、气、血（瘀）”相关或相兼疾病。《内经》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“清化”一词，但其基本思想来源于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篇》：“湿淫于内，治以苦热，佐以酸淡，以苦燥之，以淡渗之”，“诸湿肿满，皆属于脾”。脾喜燥恶湿，故湿邪侵袭人体从口入，脾先得之，治之以苦以燥湿，现代疾病多由“脾胃内伤”， 使得痰湿内生、气滞血瘀，故脾湿治之以苦燥。湿性趋下，故湿邪侵袭人体，因势利导，可从下以淡渗，以利湿邪祛除。

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对湿邪所致的黄疸的证治，虽未提及“清化”，但观其制方用药，不难发现其中已蕴含了清化的治疗思路。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用茵陈五苓散治疗黄疸，认为“脾色必黄”、“黄家所得，从湿得之”、“诸病黄家，但利其小便”，明确提出黄疸病位在脾，主要病机为脾虚湿困，清化健脾、通利小便为黄疸之通治法则。其麻黄加术汤、麻杏苡甘汤、麻黄连翘赤小豆汤等“辛开苦降”法结合清化、淡渗之法，驱邪外出，均有“清化”之意以治。

杨士瀛《仁斋直指方·中湿论》中云：“惟湿之入人，……受湿最多，况夫湿能伤脾，脾土一亏，百病根源发轫于此矣。”提出湿邪困脾和脾气虚弱为各种疾病的基本病机所在。在临证中，杨氏主张：“治湿之法，通利小便为上，益脾顺气次之，半夏、茯苓、苍术、白术、官桂、干姜皆要药耳。”以通利小便为先，使湿有出路，复兼以健脾、理气之法。

李东垣在《脾胃论·脾胃盛衰论》云：“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”，治疗上擅从脾胃内伤的角度进行辨证论治，对内湿致病颇为重视，创立“升阳除湿法”，主要针对脾胃虚衰、脾阳不升，湿浊内生的病证，具体运用时每与益气健脾药物同用。

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著有《温热论》：“再论气病有不传血分，而邪留三焦，亦如伤寒中少阳病也。彼则和解表里之半，此则分消上下之势。随证变法，如近时杏、朴、苓等类，或如温胆汤之走泄。”提出外感湿热，邪留三焦气分之证的治法可窥视“清化”法的运用。《温热论》一书总体治疗上，强调要分解湿热，而突出"以湿为本治"的原则，倡导祛湿当治从三焦，分消上下，尤其重视淡渗利小便以除湿；同时告戒治湿还须重佐理气，气畅湿易散。

叶氏之后，吴鞠通《温病条辨》创立三仁汤治疗治疗湿温初起，邪在气分，湿重于热证，方中杏仁宣利上焦肺气，气行则湿化；白蔻仁芳香化湿，行气宽中，畅中焦之脾气；薏苡仁甘淡性寒，渗湿利水而健脾，使湿热从下焦而去，滑石、通草、竹叶甘寒淡渗，半夏、厚朴行气化湿，散结除满。可以说与温胆汤并列是“清化”法之鼻祖方剂。

袁士良主任提出 “清化”法在临床运用，不离其先师清末江阴籍名医柳宝诒先生“伏气温病”学说影响。柳宝诒先生是晚清著名温病学家，著有《柳宝诒医案》、《温热逢源》等书，柳氏认为不论新感伏气，邪居何地，始终掌握病因病机和症候表现为其首要。治疗时需注意两个方面：一面可因势利导，争取邪气或从外解，或从中焦清泄；另一方面则强调保津液护气阴为第一要着。总结出“清、养、透、疏”诸法并用的特点，常用清化疏邪之法，佐以理气活血药物治疗温病。柳氏治疗湿热温病用黄芩汤加减清泄里热、燥湿化痰，喜用黄连、黄芩、半夏、干姜等辛开苦降、苦泄湿热，栀子、连翘清热化湿，合用枳实、郁金、瓜蒌皮仁、橘红、薏苡仁理气活血化痰利湿，擅用豆卷透泄湿热，托湿外达，藿香、佩兰等芳香化湿。在治疗湿温病中，湿重于热证，用宣通三焦法（杏仁、瓜蒌皮开宣肺气，川朴、蔻仁宣畅中焦，滑石通草渗利下焦），二便畅行，使湿热积滞均有出路。热重于湿证，清化芳香疏泄（藿梗、川朴调畅中焦气机，黄芩、山栀清热，滑石、通草利水渗湿、豆卷宣透湿热），使湿化热清。柳氏治疗伏气温病的暑温病采用透达与疏化相合，使得暑湿之邪从肺胃三焦得以清化。喜用槟榔、厚朴透达暑湿，杏仁、苏叶疏表散邪，栀子豉汤疏化上焦暑湿，半夏泻心汤、小陷胸汤辛开苦降、疏浊清化以除中焦暑湿伏邪。

三、“清化”法之立论依据

袁士良主任认为，根据地方区域特点和疾病谱特点，“湿、痰、气、血（瘀滞）”为临证常见病理产物，彼之不去，病焉有向愈之理？袁师常谓，“清化”之“清”，不是等同于我们认为的清热寒凉，“清”乃方法，清平、不乱之意，在临证则指轻清去实，务必和缓，力求平衡，不仅体现在临证用药的轻、清、效、廉，还要在饮食调养、养生方法中实践贯彻； “化”乃核心，是有目标和针对性的，意为性质或形态改变。

他以“清化”论治疾病，注重整体观，强调因时因地因人而宜，常谓，“生病起于过用”、“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。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“三因论”，认为在辨病求因时，三因学说可帮助我们至繁就简，易抓住疾病的本质。

“生病起于过用”，《素问·经脉别论》：“故饮食饱甚，汗出于胃；惊而夺精，汗出于心；持重远行，汗出于肾；疾走恐惧，汗出于肝；摇体劳苦汗出于脾。故春秋冬夏，四时阴阳，生病起于过用，此为常也。”认为人体疾病的产生，与外感六淫、内伤七情、饮食失节、起居失常、劳倦过度等因素密切相关，强调其关键实质在于“过用”。

“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”，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：“风雨寒热，不得虚邪，不能独伤人。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，盖无虚故邪不能独伤人，此必因虚邪之风，与其身形，两虚相得，乃客其形，两实相逢，众人肉坚。其中于虚邪也，因于天时，与其身形，参以虚实，大病乃成。”以临床最常见的风雨寒热侵袭人体为例，说明致病因素的存在加之人体正气的虚弱，是外邪得以入侵人体形成疾患的基本原因。四时气候的正常变化及人体正气的强盛，则是保持人体健康，防止外邪为病的条件。故《素问·评热病论》云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”从邪气之所以能侵袭人体，产生疾患的病理角度，反证正气虚弱，抗病力下降，乃病邪得以入侵人体的前提。

在病因方面推崇陈无择的“三因论”，陈氏认为，“医事之要，无出三因”，将复杂的疾病按病源分为外因六淫，即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；内因七情，即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；不内外因，则包括饮食饥饱、叫呼伤气及虎狼毒虫、金疮折、疰忤附着、畏压溺之类有悖常理的致病因素，实际上属于致病外因的范围。三因可以单独致病，也可相兼为病，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，还可产生瘀血、痰饮等新的致病因素。

《三因方》自序指出，“俗书无经，性理乖误”，“不削繁芜，罔知枢要”，因而削繁知要是其著述的目的。陈无择的三因论，是建立在“辨证求因”、“审因论治”的基础上的。通过临床症状、证候类型和病理机制而探知其发病原因，并以此作为论治的依据。

陈无择临证重视胃气，辨证施治。他领悟到胃气是人身的根本，“正正气，却邪气”是医疗第一要义。他汲取前辈的临床经验，在藿香正气散、不换金正气散的基础上增添药物，创制了“温胃消痰，进食下气”的“养胃汤”， 药由厚朴(姜制炒)、藿香(去梗)、半夏(汤洗7次)、茯苓各1两，人参、炙甘草、附子(泡去皮脐)、橘皮各3分、草果(去皮)、白术各半两组成。此方一出，即广泛流传，风行一时。陈无择创制施用养胃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环境条件，温州依山傍海，冬无严寒，夏少酷暑，四季湿润，属海洋性气候，湿之为患尤多，故不畏其燥而适于应用除湿理气的平胃散、正气散和养胃汤之类。

总之，“清化”法是袁士良主任精研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脾胃论》、《温热论》等历代医家经典著作，临证多法叶天士及先师柳宝诒等温病大家之法，结合江阴地域地理、文化、饮食等特点，认为江阴地域患者多痰湿体质，或气血瘀滞，诸多疾病可辨证为痰湿证，或兼夹痰湿证，或兼夹气滞血瘀证。临床用药多护及脾胃，脾清则痰湿无居所；常以清化痰湿气血为主或辅佐以清化，使得痰湿去、气血和；用药轻灵醇和，不伤本虚之正气。“清化”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学习。